最高检报告指出，配合公安机关继续开展“绑架”“团聚”行动，严惩拐卖人口犯罪，深挖历史积案。追诉人口贩运犯罪继续严峻。
针对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李富民表示，本案所涉及的拐卖人口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追诉时效为15年。自1997年3月份犯罪行为发生之日至今已有26年，明显超过追诉期限。
答：2022年3月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追诉拐卖人口犯罪将继续从严；同时与有关部门形成合力、综合整治，对收买、不解救、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坚决依法追诉、从严惩治。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拐卖人口都是一个不能容忍的行为，该犯罪行为的追究和处理不应停留在追诉期限上，而应该加大惩治力度和打击力度。
（一）进一步加强了预防犯罪。把预防犯罪作为重点，深化部门协同联动、信息互通、工作互动，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健全完善预防拐卖人口犯罪机制，加强拐卖人口犯罪形势的分析研判，做好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预防犯罪工作，从提高预防犯罪意识和做好兜底工作两方面入手，源头遏制拐卖人口犯罪。
追诉时效不是刑罚消灭事由，超过追诉时效才是刑罚消灭事由。追诉时效适用于一切犯罪，不是只适用于刑事案件。追诉时效适用于某个犯罪，直接目的是判断刑事立案之日是否在追诉时效期限内，间接目的是判断某个犯罪是否超过了追诉时效，终极目的是判断对某个犯罪人进行追诉是否具有合法性。“二分法说”认为，追诉时效终点是犯罪的刑事立案（或法院受理自诉）之日，或者追诉时效期限自然届满之日；刑事立案之日在追诉时效期限内，则追诉时效终止、停止计算，不会中断、超过。通过几个实例检验，可以验证“二分法说”的科学性。
1.不属于追诉时效的犯罪：如果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已经届满，即超过了相关法律规定的追诉时限，检察机关可以决定不批捕。不同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根据具体法律规定而异。
我国《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了解《刑法》的人都知道，各类犯罪都有一定的追诉期限。比如，某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应判刑期在五年以下，那么过了五年就不再追诉。
对于问题②，已过追诉期限的走私行为，无论是走私犯罪行为已过了刑事追诉期限，还是不构成犯罪的走私行为，已过了二年的行政处罚追诉期限，其偷逃税额均不应累计在犯罪数额内。
与民事案件存在诉讼时效一样，刑事犯罪也存在一个追诉时效。所谓追诉时效，是指刑法规定的对犯罪之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在追诉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犯罪之人的刑事责任，超过追诉期限，就不能再追究刑事责任。
所谓追诉时效制度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后，经过法律规定的时间未被追诉的，司法机关便不再进行追诉的制度。换言之，在犯罪人实施犯罪之后，如果被害人没有在追诉时效内报案，寻求司法机关的帮助，那么司法机关便不会再对该犯罪行为进行追诉，被害人因此就丧失了通过公权力获得救济的权利。因此，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而言，特别是对于币圈中的财产型犯罪如盗窃、诈骗等罪名的被害人而言，在追诉时效内及时向司法机关报案是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条件。
12.【裁判要旨】涉嫌犯罪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犯罪嫌疑人没有再犯罪危险性，并且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积极消除犯罪影响，被害方对犯罪嫌疑人表示谅解，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明显恢复，不追诉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不再追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23号——蔡金星、陈国辉等(抢劫)不核准追诉案）
打拐期间，执法部门仍注重于打击拐卖人口犯罪，通过修订《刑法》、颁布相关规定与采取多次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来遏制拐卖人口犯罪，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解救了许多被拐妇女儿童。但究其本质还是旨在以刑罚手段震慑拐卖犯罪，没有考虑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对被拐的妇女儿童的安置、康复措施落地不理想，未建立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长效管控机制。
第七十八条：“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1、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追诉期限是十五年。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公司注销后，之前虚开的发票能立案的。虚开发票，是违法犯罪，违法犯罪是有追诉时效的。虚开发票有情节轻重，情节严重的，可以追诉十年，一般的可追诉3年。
内容提要：追诉时效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旨是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时期不再追诉。但因刑法中规定了追诉时效延长的例外，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多年前所犯罪行往往被作为黑恶势力犯罪一并予以追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追诉时效制度特别是刑法关于延长追诉期限的规定，正确理解追诉时效制度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发挥追诉时效制度的作用。本文在论证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辨析了追诉的基本含义，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延长追诉期限的各种例外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
《刑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追诉期限的计算与中断】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该罪属于国际公约规定的“严重违反基本自由”的罪行之一，我国对该罪行具有管辖权，对跨国拐卖的情形可依法追诉，严厉打击国际拐卖人口犯罪活动。
司法实践中，也有许多案件因该条而认定案件超过追诉时效。孙全昌、孙惠昌被控故意伤害因超过追诉期限终止审理案[6]、陈有福拐卖人口终止审理案[7]、温州龙湾检察院对毛某某涉嫌聚众斗殴、妨害作证罪不起诉案[8]，均认定嫌疑人/被告人不存在“逃避侦查或审判”情形，继而认定已经超过案件的追诉时效，并作出终止审理或不起诉的决定。
本案中，许国利的犯罪明显不可能超过追诉时效，不存在追诉时效争议，无人分析如何适用追诉时效，但不表明追诉时效不能适用于其中的犯罪，或者如此分析没有意义。尽管提及诸多时间节点，但大多数对分析追诉时效没有意义。本案提起公诉日期不明，很可能是2021年2月或3月的一天。
核准追诉制度作为追诉时效制度的例外规定，是国家公权力对超过法定追诉时效期限的特定案件的犯罪人继续追诉的制度。换句话讲，基于核准追诉制度，国家公权力有权继续追诉犯罪人。从这一点上来说，核准追诉制度与追诉时效制度所追求的价值是同向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此本文认为，核准追诉必要性判断的理论依据应当与追诉时效制度的正当化依据相契合。
在司法实践中，还是以“整体说”为主，即以主犯的法定刑幅度来确定从犯的追诉时效，这也是共同犯罪追诉的一体性以及保证诉讼程序完整性的要求。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案例中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在确定共同犯罪的具体追诉期限时，按照主犯的法定刑确定，如共同犯罪主犯的最高法定刑是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期限为二十年，那么全体共同犯罪人的追诉期限均应当确定为二十年。在丁国山等（故意伤害）核准追诉案”（检例第21号）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涉嫌共同故意伤害罪的四名犯罪嫌疑人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决定一并核准追诉；从犯闫立军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